如果工作强度过大，就会加快法官流失。

在这种背景下，把对数字科技的掌握和运用奉为权利并将其归属于人权，提炼出数字人权概念，普及数字人权理念，既十分必要、甚为迫切，也顺理成章、水到渠成。随着以数字科技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和经济社会的急剧变革，新兴人权大量涌现，数字人权是其中最显赫、最重要的新兴权利。

引领第四代人权的核心权利正是数字人权。人民这些新的、增量部分的美好生活需要都属于人权性质的需要，即人权需要。既然如此，人基于其本质应该享有的权利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有必要以中国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以国际人权共识为基础，积极推进人权国际化、全球化，为维护全球人权秩序作出应有的贡献。在当今世界，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准尺度，就是看其社会制度能否促进和保障人民美好生活（幸福生活）的需要。

当今世界正在进入数字时代，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科技成为这个时代的标识，中国也正在加速建设成为数字中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20多部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法律权利既在实在法意义上存在，又在规范意义上存在。

第四，即使是自然法的理解也不否认权利的实在性，而只是认为脱离价值的权利是无法创造道德义务的(21)。权利基于价值，而诸多价值之间的协调无论通过什么方式(是哈贝马斯的沟通还是德沃金式超级大法官的独白)，都是要寻求一个更好的论证理由，做出一个最优的选择，但这至少部分地依赖于一个特定社会的权利文化。下文尝试借鉴哈贝马斯的相关论述，试图以一种司法社会学的方式揭示并化解权利实践中规范与价值的张力关系，并提出一种基于司法场域的解决之道。(11)Ron Chernow,Alexander Hamilton,New York:Penguin,2004,p.60.转引自[美]艾伦•德肖维茨：《你的权利从哪里来？》，黄煜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但是在一个后形而上学的时代，已经没有一个可以一统天下的价值，现代社会的诸神相互冲突，具有明显的不可通约性。(42) 现在被普遍接受的也许是自主性作为论证权利的依据，Alon Harel也把自主性作为一项要求归入权利的内在理由。

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德肖维茨④直面这个难题。这就是一种所谓的规范的实证主义(Normative Positivism)论述，这一论述有助于我们对类似于实在法、实在权利等等概念的规范性内涵的理解。但是德肖维茨不走寻常路，试图超越这一对立，从而提出一种历史社会学意义上的解决方案，这实际上是误解了权利实践的本质特征。第一种关于权利之语源的研究很有意义，尤其是在近代思想史上从自然正当(natural right)到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的转换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因为这一转变改变了人们关于个人、国家之关系以及政治合法性的论述模式。

(32) 把基本权利视为客观价值秩序(objective order of values)(目的论的法律利益或善)和视为义务论的法律原则是存在重大差异的，前者意味着这些善迫使法官和立法者都受到一个特定生活形式的实质性精神特质(ethos，Sittlichkeit)的约束(33)，而后者意味着权利具有优先于政策和价值考量的王牌地位。有的以自主性作为预设。第一种是问权利这个词的语源，或者说这个词在历史上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以及这个概念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变迁。其他理由能够直接说明从行动中获得的好处：比如获得健康、快乐、钱财、智识、消除贫困、增加友谊等等，但是单纯从规范的规定上我们看不出它所要保护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利益和价值。

⑧关于权利来源存在各种学说，比如自然权利说、社会权利说、实在权利说等等⑨。这就使得权利与价值相关联，但是这种关联具有不可穿透性的特点。

这就需要打开无知之幕，重新权衡深层理由。四、权利与证成性价值 权利在法律上以规则的形态存在，通过分析规则所具有的一种特性，我们就可以间接获知权利所可能具有的一种特性。

价值判断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进行，既可以针对法律或权利的内容进行直接的实质性评价，也可以针对命题本身进行间接评价。但是解决这种冲突的场域是司法，这就涉及到我们前面提到的第三种以及第四种意义上的权利来源。作为一个正义社会的规划，宪法表达了面向一个始终在场之未来的期望视域。任何将法理学建立在造物主言语或自然造化之上的尝试终将失败，因为造物主或自然从来不曾以人类可听闻或可理解的声音发言。⑥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15～130页。关于法律的自然法理论的中心任务是解释‘纯粹实在的法律之制定怎样能创设道德的义务，而直到制定的那一刻起这些义务才存在。

德肖维茨重点检讨了三种关于权利来源的理论：一是古典的自然法，二是(古典的)法律实证主义，三是作为第三种方案的德沃金的权利理论。(37)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探寻权利与其背后的支持性价值就是一个弥合缝隙的过程。

也就是说，并不是关于利益的每一种主张都可视为权利，类似于自主性这样的内在理由构成了其成为权利的内在理由⑦。John Finnis,"Natural Law:The Classical Tradition",in Jules L.Coleman and Scott Shapiro(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Jurisprudence and Philosophy of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20～21.这是菲尼斯在回应法实证主义者Jules L.Coleman and Brian Leiter对其权威理论的批评时所写下的一段话，如下这个总结几乎成为批评自然法理论的标配，但其实也许是基于误解：要成为法律，一个规范必须为道德所要求。

强推定来源基于立宪背景的客观价值秩序，这也是司法审判(尤其是宪法法院的审判)的基本要求，因为法官不能拒绝裁判。除此之外，权利之来源还有存在意义上的理解，即权利为何而存在，否则就失其规范基础。

所以在存在宪法法院的国家，(宪法)权利的具体化可以通过宪法法院来实现，这也有助于法律的清晰性、确定性和法律秩序的融贯性。进入专题： 权利 来源 事实性 有效性 。因此，除非每一方都想声明放弃关于正当(Right)的任何概念，否则其必须要解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离开自然状态(因为在自然状态中每一个人都遵循他自己的判断)，与其他人联合起来(无法避免要与其他人互动)，服从于一个公共的合法的外在强制(subject itself to a public lawful external coercion)，并因此进入这样一种状态，在其中，被承认为属于它的东西由法律来决定…… 因此从自然状态进入到康德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是义务，而不是权利。然而它也可能是一项恶的规则，它本应当从未被制定出来，应该尽可能快地得到修正。

如果说权利来源于法律，那么这将导致权利失去其规范性内涵。规则是人造的，所以存在缝隙，因为人们需要像规则这样的制度设置来发挥独有的规范效力。

虽然每一个实在权利的存在也有其价值基础，但是这种价值的存在具有不可穿透性的特性。他批评了实在法、自然法和德沃金的平等主义这三种进路的观点，他的观点表面上看起来也是复杂的和综合性的，他讨论的可能是法律权利或最起码是能够得到制度化保障的权利，因此权利不能来自实在法本身。

这些都属于哈贝马斯所总结的法律的运用性商谈的范围，因此对于法定权利的适用、续造、创造和冲突的解决来说，权利都有可能涉及到它自身所包含的价值。(34)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只有权利才是论辩游戏中的王牌，如果法院的判决以价值秩序为基础将会增加判决的非理性危险。

总体上说，德肖维茨有选择地吸收了法实证主义的经验特质和自然法对道德的强调，试图结合二者提出一种基于(人类历史不幸)经验的并具有道德内容的权利来源论，即权利来源于经验，而且具有道德的内容。这个提问方式和第二种提问方式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的来源是一个事实(即探寻法律已经被制定出来这个事实)，而后者的来源是具有规范性的某个实在。他又指出：权利是人类心智以人类经验为基础而设想出来的法律建构物，这些建构物必须在公众意见的法庭中通过一贯的辩护。显然德肖维茨认识到，权利具有两种性质：一是事实性，即在实在法上权利的存在是一个事实问题，权利都是被包含在规范之中的，而规范是实践性的。

权利并不来自于自然，自然并无存在的目的。程序性地理解法正确性，强调心灵的沟通、论辩和说服，更易达致正确的裁判(54)。

法院在解决权利冲突、权利缺位、权利推定以及权利主张会造成严重不正义的后果时要诉诸权利的证成性理由，正是这些价值支持了权利存在的正当性，但是这种正当性本身并不决定实在权利的规范性力量。权利体系的特征在于其义务论性质，它在规范效力上优先于价值。

三是以德沃金(Ronald Dworkin)等为代表的权利的规范分析③。(18) 总之，权利并不来自于造物主，否则与现代民主社会的观念——所有的人都可以参与权利对话——格格不入。